清朝教案：天津教案

清朝教案：天津教案。
1870年6月21日，在天津，有一群暴徒放火烧了一座名叫“望海楼”的法国天主教堂，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、神甫、修女、领事官员、商人以及侨民等，其中主要是法国人，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天主教信徒。事后，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，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，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罪犯而结案告终。这起事件，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“天津教案”，又称“火烧望海楼事件”。
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？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甫?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？
1858年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，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《中法天津条约》，这个条约约定了和“传教”有关的两个条款：1.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；2.法国人在中国犯罪，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。
关于这两点，《中法天津条约》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：
“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，凡奉教之人，皆全获保佑身家，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，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，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。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，毫无查禁，皆免惩治。向来所有或写、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，无论何处，概行宽免。”
“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，或遇有争斗中，或一、二人及多人不等，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，系中国人，由中国官严拿审明，照中国例治罪，系大法国人，由领事馆设法拘拿，迅速讯明，照大法国例治罪，其应如何治罪之处，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。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，俱照此办理，因所定之例，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，均照大法国办理。”
《中法天津条约》签订之后，法国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。法国神甫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，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，开始传教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栋教堂，叫作“望海楼”。
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，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，便将婴儿丢弃，尤其是女婴，在清末的中国，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，女婴被丢弃于闹市、抛置于荒野，是十分常见的事情。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甫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，他们办起了一所“育婴堂”，专门收养这些弃婴。
“育婴堂”办起来之后，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？紧跟着，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，他们从城市里、从荒野中捡到弃婴，将弃婴送到“育婴堂”这里来，交给法国神甫和修女，进行抢救和抚养。
在这个时候，“育婴堂”犯了第一个错误：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，“育婴堂”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，奖励这些好心人，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。
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，他们回家后，往往逢人便说，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，送到育婴堂，法国修女给了我钱。
不料，“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”的事情，立马就传了出去，传得飞快，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，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“发现了商机”：啊，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“育婴堂”，就有钱收，你说这钱，是不是很好挣？
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，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，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：育婴堂“收购”婴儿！
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？她们太善良了，她们没有想这么多，也没有想这么远。
于是，在天津的民间，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，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，将他们送到育婴堂，并欺骗修女们，说：“这个是弃婴，你看，我是好心人，该给我奖励吧。”
修女往往也没多想，循例办理，付钱了，人生地不熟，语言也不通，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说谎的能力。

　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。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，换一个角度去观察，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，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“一手交钱、一手交人”的行为，从第三人、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，怎么看有些像“拐卖小孩”啊，多么邪恶！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，人们开始这样想，并开始口口相传。
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。
6月来了，天气逐渐转向炎热，病毒开始逐渐活跃，一些不知名的瘟疫，也开始流行。
“育婴堂”里的法国神甫和修女，虽然做的是收养弃婴的慈善事业，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，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，所以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，一些婴儿夭折死亡，要么是死于瘟疫，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。
数十名婴儿死亡了。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，神甫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，将夭折的婴儿埋葬。不料，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，为了节省成本，将掩埋死婴的事情，做得十分马虎，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，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土坑，埋下了事。
法国神甫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：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。
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，由于土坑实在挖得太浅，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，纷纷跑过来，并将死婴刨出来吃掉。
到了天亮的时候，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，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睛底下，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于是他们开始猜想：教堂杀了小孩。
“教堂杀小孩”的说法传开去之后，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：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结果看到了什么呢？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“眼珠子”，圆滚滚的，实际上事后查明：那些不过只是神甫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。
这下就不得了了。“教堂拐卖小孩”、“教堂杀小孩”、“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”。
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，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，东拼西凑，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，“教堂的洋人杀中国小孩、采眼挖心，用来制药”！
“洋人杀中国小孩制药”！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，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……谣言一起，激起了巨大的民愤。
雪上加霜的是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，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，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，但是，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，便张贴告示，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。
教堂里的法国人杀中国小孩制药！咋办？随他们吗？不能！那怎么办？到教堂去找洋人讨个说法！
于是，1870年6月21日，数以千计的人群将天津“望海楼”围个水泄不通，群情汹涌，大家伙要求谢福音神甫出来，给个说法，为什么要杀害小孩来制药？
误会，加上语言不通，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甫、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，并开始投掷石头打砸教堂。
在这个紧急关头，法国领事丰大业来解围。
在丰大业看来，这是暴徒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，丰大业遵守契约精神，他认为：依据《中法天津条约》，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，不容侵犯，而且依据《中法天津条约》，就算是法国神甫犯了罪，也应该由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，不能让暴徒去围攻教堂。
暴徒杀红了眼之后，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，不分法国、英国、美国，也放火焚烧，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。
教案发生后，中外震惊。英、美、法、德、俄、比、西七国驻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，要求惩办教案人犯，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示威。
1870年6月23日,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查办。
曾国藩来到天津后，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，挖眼剖心有何实据?结果“无一能指实者”;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，“均称习教已久，其家送至堂中豢养，并无被拐情节”。更重要的是，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，“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”……
也就是说，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，从幼童失踪、人贩诱拐到“挖眼剖心”，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。
6月18日，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;由于传闻沸腾，民间组织“水火会”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。严刑拷打之下，武兰珍供认，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，前来诱拐儿童的。
正是武兰珍的口供，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，并进而引发了教案。然而，曾国藩强调，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;教堂对质那天，在天津知府张光藻、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，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。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、随口造谣; 曾国藩日记也记载，在武兰珍的身上，他发现了“跪伤”、“棒伤”和“踢伤”。曾国藩写道:“仁慈堂之设，其初意亦与育婴堂、养济堂略同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，每年所费银两甚多。彼以仁慈为名，而反受残酷之谤，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”……
6月21日，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，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“水火会”成员。当天下午，人越聚越多，不知道由谁挑头，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，抛掷瓦片，打砸教堂。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，要求派兵弹压;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、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，这个文明的绅士、资深的外交官要求派出更多士兵保护教堂和无辜的人们。后来，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风度和武功：“神气凶悍，腰间带有洋枪二杆，后跟一外国人，手持利刃。”
丰大业不顾“民情汹涌”、“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”的境况，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。在这里，他遭遇了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。一通人声杂乱之后，丰大业遭遇暴徒围攻，丰大业掏出枪来自卫，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不幸遇难被杀。暴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教堂、仁慈堂、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，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。
一共杀死了多少人呢？一共杀死了20名外国人，其中含法国人13名、俄国人3名、比利时人2名、意大利人1名和爱尔兰人1名。这些人当中，有外国传教士、神甫、修女、领事官员、商人以及侨民等。不但如此，暴徒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天主教信徒。
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，终于将本案的前因后果查清楚了。后来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，最终的解决方案是：
1.大清认定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；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革职查办，发往黑龙江充军。
2.大清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。
3.大清逮捕并处死16名凶手；4名缓刑，充军流放者29名。
4.大清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。
天津教案的发生，满清朝廷的昏庸无能要负首要责任，面对层出不穷的同类事件，各级官员处理混乱，不仅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。而面对天主教，当时老百姓的极端排外态度，也值得深刻反省。